生活的起搏器学识

原标题：生活的起搏器学识

导读：

生活的起搏器学识，在我看来，询问学识的意义，就是询问一个人的智力活动是否可以超越他现实生活。这是一个有关存在性危机的问题（如何把握“我”的在世存在），然而一旦我们跨过这种问题，...

生活的起搏器学识，在我看来，询问学识的意义，就是询问一个人的智力活动是否可以超越他现实生活。这是一个有关存在性危机的问题（如何把握“我”的在世存在），然而一旦我们跨过这种问题，它就是一个有关自我，有关生活的信仰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能在年轻时得到回答。他需要沉淀下来，培养一种耐心，既是对自己的耐心，也是对这个世界的耐心。

博尔赫斯说“没有比思考更复杂的享受了”，我是不同意的。这句话不仅过于看重文本（学识）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表现了说话者自身对文本（学识）的心理依赖。类似的话在后现代比比皆是（海德格尔，梅洛·庞蒂，德里达…），有时他们则表现出一种在学识（文本）内部向外挣扎的力量，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正像《海滨墓园》里描述的：“阿基里斯不动，尽管他用足了飞毛腿”。斯坦纳在《海德格尔》里的一段描述有一种无情的精准：“语言辜负了海德格尔。而且在他生平和著作的某个关键阶段，他也辜负了语言。内在性的绝对对称是残酷的”。

让我们暂且停留一下，感受这里有关命运的悲剧性的力量。当罗森·茨维格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本雅明等等非常不同的人向外和向内寻求救赎时，命运就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协奏曲一样，按部就班地在他们的人生乐谱上逐个敲下重音。

斯坦纳显然是足够成熟，能够免疫文本（语言&学识&文明）的心理学功能的。但他依然偏爱学识，“偏爱辉煌，偏爱超越私生活的复杂，偏爱仪式和哀伤”。这就给我们呈现了两种对待学识的态度。

当然，这两种态度在很多著作中早有讨论，比如托马斯·曼的《歌德与托尔斯泰》，或更早的《居鲁士的教育》。但这些讨论都没能避免将这两种态度两极化，割裂了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。斯坦纳对二战的反思，让他有能力更深入地把握这两者的动态关系。

后现代的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学识来抵达非学识（“知识已经是对不可能性的经验，是非知识了”《最后之人》）。但生命有它自己的，经验性的路径。这时，学识就像是一颗肉瘤，它出生，成长，坏死，然后默默从你身上脱落。很多30岁上下的朋友喜欢谈论经验性的东西，他们刚尝到跻身社会的甜头，就像你的猫第一次舔到猫薄荷——这是一类态度。这类态度的一个典型（或许是顶点）是歌德。我们来看尼采对歌德的评价：“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；他执着于人生，入世甚深；他什么也不放弃，尽可能地容纳、吸收、占有……他不再否定”。

第二种态度，我认为马主义者曾经有幸尝到它一小口——也是我这篇小东西的标题。但马主义牵挂的东西太多，既有西方传统的，把个人命运和世界命运过度联系的习惯（尤其是西方马主义），又有太多关于自我的思考和表达。你们知道吗，裂宁在1914年到瑞士的时候还在苦读黑格尔……要是没有什么内在性的纠结，谁会去碰那种枯燥无聊的玩意儿？

所以那些成了事儿的马主义者往往也对马具有一定的反叛性，具体例子就不举了。不过同样不能忽略的是，如果没有这些，我前边称之为“牵挂”的东西，仅仅作为一种观点（甚至不能成为哲学，遑论蒸治立场）的马主义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——这些我们也不去过多讨论。